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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亚丁湾１２月１１日电（肖永、张月琳）当地时间１１日上午，中国海军第十八批护航编队运城舰、巢湖舰与美国海军“斯特莱特”号导弹驱逐舰，在亚丁湾海域进行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运用演练。这是中美海军首次在亚丁湾海域举行这类联合演练，同时也拉开了中美海上联合反海盗演练的序幕。

滚球购买下载网址全国食品安全检测机构有很多，检测水平千差万别。在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可考虑实行检测地域和利益回避制度。遇到争议应以业界公认的、检测水平最先进的全国性机构作为指定检测方，还应积极探索建立多方参与的食品安全检测的机制，提高信息透明度。

席大大表示，中阿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两国政治关系牢固，互信水平高，务实成果丰硕。中方赞赏阿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始终给予的坚定支持，支持阿塞拜疆人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阿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促进经济发展的努力。中方愿同阿方一道，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各部门交往，增进政治互信。中方鼓励本国企业同阿方在工程承包、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电信、新能源等领域开展合作，鼓励两国人文交流，愿同阿方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和协调。 阿利耶夫表示，中国尊重别国走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为国际关系树立了典范。中国发展为阿塞拜疆提供了机遇。阿方真诚希望发展对华友好合作关系，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加大相互政治支持，坚定支持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坚定支持中国打击“三股势力”。阿方希望加强两国执政党交往和人文交流，愿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欢迎中方参与阿方农业、制造业、油气业发展。阿方愿同中方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密切配合。

“实行大病保险，未来城乡居民的大病医疗费用总体实际报销比例能提高15%以上。”朱铭来认为，大病保险的全面实施能有效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

核安全：后峰会时代国际合作意义重大

新华社约翰内斯堡12月4日电（记者 董瑞丰）南非总统祖马4日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表示，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稳定力量，此次峰会将把中非合作关系推向更高水平。

上海出入境部门工作人员介绍，为方便台湾居民就近办证，21日起上海全市21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均可受理申请补发、换发5年期有效卡式台胞证，包括持一次有效台胞证入境的台湾居民。

较强冷空气南下 江淮江南将迎大风降温

云南丘北：已派工作组赴甘肃协助开展善后工作

人才力让科技服务业能量强大。发展科技服务业，人才是关键，一方面，我们要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强化国际交流合作。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改革现代大学教育体系，要为科技服务产业培养相关人才，要培养研发人才，培养成果转化推销人才，把科技力量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强大力量。

图解：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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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前的专题报告中的分析方法相同，我们依然通过对数据进行处理，剔除股价涨跌的因素后，对年初至今各行业北上资金流入情况进行估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规程》规定，参保人员居住地址、联系电话等一般信息变更，通过互联网服务渠道或服务窗口直接填报最新信息进行变更，无需审核

5国领导人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表示，支持伊拉克政治和解进程，坚持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积极支持并参与阿富汗和平重建，呼吁巴以尽快停火，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信长星说，尽管上半年就业总体平稳，但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将长期存在。据统计，２０１３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９．２亿，今后几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仍将维持在高位。

各地区、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快职能转变，简化行政审批，健全工作机制，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有关部门要抓紧制订具体工作方案，明确时限，确保在2014年年内发挥政策效应。商务部要加强政策协调和督促检查，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今年，新疆旅游局和乌鲁木齐铁路局联手打造“大美新疆—－坐着火车游新疆”旅游品牌，计划开出16类96趟主题突出的疆内旅游列车，包括鄯善沙漠之春高铁专列、吐鲁番桑葚节高铁专列、薰衣草旅游专列、油菜花旅游专列等，开行时间从3月的“吐鲁番杏花高铁专列”持续到10月的“南疆金秋专列”，预计可接待疆内外游客8万多人次。

按照要求，四川各地各部门要主动、及时、全面、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定为不予公开的信息应注明理由，把政府信息公开相关规定有机融入各项业务工作中，在草拟公文、制定会议和政务活动方案时就对公开属性予以明确。要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受理渠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签收、登记和审核等环节工作制度，规范工作流程，在法定时限内依法答复，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

2014年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

——以席大大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实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球覆盖述评 一元复始，岁序更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又一次扬帆起航，满载而归。2016年1月19日至23日，中国国家主席席大大对沙特、埃及、伊朗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中东之行是席大大2016年首次出访，也标志着党的十八大以来席大大出访足迹实现全球覆盖。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加速演变的世界格局，以席大大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手笔布局，全方位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个承前启后的外交新格局全面展开——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日益成形，中国加快走向世界舞台中心。 “蹄疾而步稳”。3年多来，跟着席大大的出访足迹，中国外交布局清晰可见。出访20次，累计138天，行程近4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飞行近10圈，足迹遍布各大洲。同时，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和国际组织代表纷纷来华访问，握手中南海。 大国是关键，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周边是首要，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多边是重要舞台，积极参与多边事务。中国外交延续着基本的布局框架，同时不断开拓创新，在处理同外部世界关系中所展现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将传承与超越、战略与策略、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有机统一，开局、布局，呈现负责任的大智慧。 有步骤，有章法；有高瞻远瞩的战略布局，有以简驭繁的策略运筹；捍卫利益正气凛然，对待朋友情深义重；该担责任坚决担当，外交风云舍我其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一路走来，始终秉持。国际舆论借拿破仑“沉睡的狮子”断言：中国已经醒了，而席大大正肩负着带领全面苏醒的中国走向伟大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2013年3月，席大大主席展开他履新后的首次出访，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布局从此拉开序幕。中国外交顶层设计层层铺展，令世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 抵达莫斯科首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全程陪同，历时8小时。2014年2月，新春佳节之际，席大大不远万里前往俄罗斯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邻居家办喜事，我当然要来道贺，同俄罗斯人民分享喜悦。”一语道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特殊性。2015年5月，席大大再次来到莫斯科。红场大阅兵，普京在庆典上讲话，称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3年多来，俄罗斯是席大大留下出访足迹最多的国家。两个携手走向伟大复兴的大国，迎来了两国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走出了一条结伴而不结盟、共同繁荣的新路。 历史曾经一再重复大国崛起的怪圈，古希腊学者断言的“修昔底德陷阱”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德国学者沃尔夫冈·希恩甚至在专著中预言，随着中国日益崛起，中美可能滑向一场“新冷战”。 然而，中国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展开的高瞻远瞩的思考，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等诸多重大领域合作的事实及其所彰显的引领作用，有力地驳斥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论调。 “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美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席大大关于中美关系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显示了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历史使命的担当。 2013年，庄园会晤。两国元首以政治担当和智慧，达成共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2014年，瀛台夜话。席大大放眼长远：“我们不能让它停留在概念上，也不能满足于早期收获，还要继续向前走。”2015年，白宫秋叙。双方重申继续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当然，这一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席大大以蕴含中国智慧的哲学思维看待分歧：“要看大局，正所谓‘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 席大大主席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是一种富有智慧的政治远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如是表示。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美中加强各层面交往，客观理性看待对方，完全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既要坚持正确方向，也要一步一个脚印，积水成渊、积土成山。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为大国和平相处、人类共同发展探寻新路，这种努力既惠及当下，也必将泽被后世。 中欧是当今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背景下，中欧合作更具全球性、战略性、示范性，对推动国际力量平衡、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2014年3月，席大大出席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对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进行国事访问，此访开创了中国外交史的诸多第一：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到访荷兰，首次到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首次到访欧盟总部，充分显示出新形势下中国对欧洲的高度重视。 席大大推动中俄、中美、中欧关系取得新进展，良性互动、合作共赢，为当今国际关系体系增加了迫切需要的稳定性。3年多来的中国外交实践形成了一套闪耀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之光的全方位大国外交战略，既为中国自身进一步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又为国际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 俯瞰中国版图，东濒太平洋，西抵欧亚大陆腹地，她是世界上周边邻国最多的国家。 对于邻国，席大大主席有一个生动比喻，邻居是搬不走的，人可以择邻而居，但国家是搬不走的，所以只有一个选择——和睦邻邦。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千金只为买乡邻”“兄弟同心，其利断金”……马不停蹄的行程中，席大大一次次引用中国古语，表达心意，以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为周边国家带去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谱写利益交融的新篇章。 3次访问东南亚、3次访问中亚、两次访问南亚、两次访问东北亚——席大大的出访行程，一半留给了周边，将其视为中国的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 2013年10月，新中国首次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席大大提出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强调应当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一带一路”正是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合作共赢之路，也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新的时代注脚。2100多年前，中国汉代张骞肩负和平友好使命，两次出使中亚，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国家友好交往大门。各国人民共同努力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2013年9月，席大大访问中亚四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15世纪初，郑和远洋航海，曾数次到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2013年10月，席大大访问印尼和马来西亚，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中国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地区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用“一带一路”这一宏大构想将沿线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互连接在一起，同各方一道，共商发展大计，共促和平安宁，共圆振兴之梦。 “计利当计天下利。”“一带一路”倡议，得到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并参与。 “一带一路”在欧亚地区率先取得显著进展。中俄作为欧亚大陆的两个大国进一步协调各自发展战略，签署并发表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联合声明。 在东北亚，中韩决定推进四项发展战略对接，中蒙商定对接“丝绸之路”与“草原之路”，中俄蒙就建设三国经济走廊达成重要共识，并签署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 在东南亚，中国与印尼同意对接两国发展战略，中越加紧磋商“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合作，中新探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拓第三方市场。中印尼雅万高铁以及中老、中泰铁路陆续上马，各国期待已久的泛亚铁路网建设迈开步伐。在南亚，中印加强“一带一路”建设领域交流合作，中巴经济走廊项目陆续开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四方联合工作组工作初见成效，连接东亚与南亚的大通道呼之欲出。 “一带一路”也把中国与欧洲的发展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中国同欧盟决定对接“一带一路”和欧洲“容克投资计划”。中英探讨“一带一路”与英国基础设施升级改造计划和“英格兰北部经济中心”对接。中德建立“中国制造2025”同“德国工业4.0”对接协调机制。中国同中东欧7个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席大大以真诚的情感、质朴的话语、坚定的信念、实在的举措，亲自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结合起来，增进了彼此互信和互利合作，体现了一个大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责任担当。 患难见真情。回想当年，中国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发生后，非洲国家踊跃捐款，有的国家自己也不富裕、人口不到200万，但向地震灾区慷慨捐出200万欧元，相当于人均1欧元。而2015年非洲埃博拉疫情来袭的生死关头，中国率先行动，引领国际社会援非抗疫。 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奋斗历程，让中非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中国来到非洲与我们合作时，我脑海里第一次开始憧憬非洲的未来，这是以前西方国家殖民非洲时我从来不敢想象的。”南非总统祖马在2015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功闭幕之际接受中国媒体联合采访时激动地说。 此次峰会是在非洲召开的首次中非峰会，是中非关系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开创了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中非“十大合作计划”传遍非洲大地，也将“一带一路”同非洲更紧密联通。 中国的对非政策一以贯之。2013年3月，就任国家主席后首访非洲，席大大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题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演讲时说：对待非洲朋友，我们讲一个“真”字。开展对非合作，我们讲一个“实”字。加强中非友好，我们讲一个“亲”字。解决合作中的问题，我们讲一个“诚”字。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远都把非洲国家当作自己的患难之交。 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席大大发表了《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的讲话，提出要拓展南南合作。广大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的共同使命，应该抱团取暖、扶携前行。亚非国家要深化合作，同时要加强同拉美、南太及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 3年多来，席大大两次到访拉美国家，开启“中拉时间”。2013年6月，席大大在墨西哥参议院发表演讲，呼吁推动中拉关系实现新的更大发展。2014年7月，首次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成功举行，席大大全面阐述中国对拉美政策主张，宣布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中拉合作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2015年初，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成功召开，为中拉整体合作搭建了新平台。拉共体轮值主席国哥斯达黎加总统索利斯表示，中拉合作为实现共同发展、造福双方人民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中拉论坛为双方扩大合作开辟了新空间，为增进双方人民友谊架设了新桥梁，为双方建立长期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石。 2016年首次出访，席大大选择了中东。当前，中东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大调整，阿拉伯国家正在自主探索变革道路。2014年6月，席大大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强调指出，“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 实现民族振兴的共同使命和挑战，需要中阿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深化合作。阿拉伯谚语说“独行快，众行远”，中国人常讲“朋友多了路好走”。这用来形容中阿双方结伴前行、风雨同行再恰当不过了。沙特《半岛报》的评论文章称，沙特把中国视为新的政治和经济战略伙伴。 “古代埃及人这样赞美尼罗河：‘你从大地涌出，奔流不息。’我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埃友谊、中阿友好也一定会像尼罗河水般奔涌向前，助推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席大大2016年1月19日在埃及《金字塔报》的署名文章中如是写到。 2015年7月，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中伊关系面临重要发展契机。席大大访伊成为中伊关系的里程碑，开创了中伊关系全面、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局面。 言必信、行必果。中国永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情谊，也将在实现各自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历久弥坚。 2014年，雁栖湖畔亚太经合组织北京会议，通过了多份里程碑式文件，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席大大主席表示，当我们回顾雁栖湖会议这段历史时，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在诸多场合，席大大强调，中国是国际发展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建设者和贡献者。 从2013年巴厘岛郁郁葱葱，到2014年雁栖湖畔层林尽染，再到2015年马尼拉海风习习，席大大连续3年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每一次，都向世界传递中国经济前景光明的坚定信念，为亚太区域合作发出中国声音，做出中国贡献。 二十国集团，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席大大3次出席领导人峰会，特别是在去年安塔利亚峰会上，针对世界经济低迷现状，把脉开方，强调二十国集团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形成政策和行动合力；推动改革创新，增强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激发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力；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公平包容发展注入强劲动力。2016年二十国集团峰会将在杭州西湖之畔举行，席大大介绍了中国的办会思路，并向各位领导人发出诚挚邀请。现场掌声响起包含了对中国办会的高度期待。 6年多来，金砖国家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中国是金砖国家合作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2013年3月，席大大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中指出，加强同金砖国家合作，始终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2015年7月，席大大强调，当前，金砖国家各国发展面临一些挑战，但发展潜力巨大，上升趋势不会改变。我们对金砖合作机制的未来充满信心。 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席大大宣布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加入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并组建8000人维和待命部队、免除对最不发达国家债务等一系列重大举措。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评价代表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看法——“中国所展现的领导力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是联合国必不可少的伙伴”。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习主席多次表示，“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席大大就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发展、改进全球治理阐述中国主张，提出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新举措，宣介中国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和成就。 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席大大强调，中国是亚洲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坚定实践者。 倡议成立亚投行，也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推动完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有利于促进各方实现互利共赢。中国作为亚投行倡议方，将坚定不移支持其运营和发展。除按期缴纳股本金之外，还将向银行即将设立的项目准备特别基金出资5000万美元，用于支持欠发达成员国开展基础设施项目准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国际多边舞台上，在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和热点问题上，中国的理想与信念、使命与担当，诠释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谛。 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 历史已经并不断证明，中国外交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不搞国强必霸，而是坚持和平发展；不搞零和博弈，而是奉行合作共赢；不搞强权政治，而是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不搞唯利是图，而是践行正确义利观。 “君子义以为上”；“义，利也”。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经济上，全面互利、合作共赢。安全上，互信包容、共担责任。文化上，交流借鉴、相互促进。意识形态上，求同存异、和平共处。 雨果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对待不同文明，中国有着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 中国正在以一种特殊方式推动世界发展。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同世界各国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赵萍说，在稳增长的背景下，要发挥“三驾马车”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稳住农村消费其实就是稳住了总消费的增长。

此前，为鼓励车主提前淘汰黄标车，天津在今年３月发起了新一轮针对黄标车提前淘汰补贴的补充政策。根据车辆的不同类型和注册登记时间，符合条件的车主可获得６００元——２９２５０元不等的补贴。“凡是通过正规渠道注册报废的黄标车，车主都会取得天津市小客车的更新指标。”李强说。

在帮扶途径上，“万企帮万村”行动号召民营企业因地制宜选择帮扶形式，包括投资兴办企业开发贫困村资源的“产业扶贫”、帮助贫困村对接外部市场的“商贸扶贫”、为贫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的“就业扶贫”、捐赠财物改善当地生产生活条件的“捐赠扶贫”、传授贫困群众实用技术的“智力扶贫”等。

据介绍，摩擦发电机的成本很低，主要部件由有机材料和常见金属构成，而且用量极少，非常适合大规模产业化推广，在绿色能源供给与自供能传感方面具有广泛应用前景。

在当前国际安全环境日趋复杂特别是欧洲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法国大幅增加国防预算、推动军事转型的做法引起多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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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立法的核心，在于立法要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在具体立法实践中，要进一步完善立法程序、规范立法活动，健全中国特色的立法体制。抓好立法项目论证，科学确定立法项目，健全法律出台前评估和立法后评估制度。综合运用制定、修改、废止、解释等多种形式，增强立法工作的协调性、及时性、系统性。加强立法调查研究，找准立法重点难点，探求科学应对之策，切实增强法律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委宣传部部长刘应枚说，针对会议提出要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公平的要求，当前民族地区学校在依法办学的同时，逐步形成了各自在民族文化传承、人才培养模式、教育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办学特色，进一步提高了办学水平。

支持大连金普新区建设成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合作的战略高地，根据需要将省、市经济管理权限下放至新区。研究设立绥芬河（东宁）、延吉（长白）、丹东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支持满洲里、二连浩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和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建设综合保税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加强重点边境城市建设，增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和吸引力。支持铁岭等地建设保税物流中心，促进东北腹地与沿海产业优势互补、良性互动。

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８日电（记者钱春弦）根据空客直升机公司和中航工业直升机公司最新签署的协议，双方将生产１０００架新一代直升机，以满足全球中型直升机市场的需求。

9月16日，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在科伦坡为国家主席席大大举行盛大欢迎仪式。这是席大大和夫人彭丽媛乘坐的专车在摩托车队和骑兵队护卫下驶入欢迎仪式现场。新华社记者谢环驰摄 9月16日，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在科伦坡为国家主席席大大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斯里兰卡儿童身着节日服装，站在红地毯两侧，挥舞中斯两国国旗。席大大和夫人彭丽媛走到孩子们面前向他们问好。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新华社科伦坡9月16日电（记者李斌 孟娜 侯丽军）9月16日，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在科伦坡为席大大主席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在亲切友好气氛中举行会谈，高度评价中斯友谊，共同规划两国合作，宣布启动中斯自由贸易谈判，推动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当地时间下午5时许，席大大和夫人彭丽媛乘坐的专车在摩托车队和骑兵队护卫下驶向总统府，沿途海滨大道两侧，鼓乐齐鸣，军号嘹亮，斯里兰卡青年跳起传统的康提舞。海涛声、马蹄声、歌舞声汇成友谊的交响曲。 在总统府入口处，席大大和彭丽媛受到拉贾帕克萨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斯里兰卡儿童身着节日服装，站在红地毯两侧，挥舞中斯两国国旗。席大大和彭丽媛走到孩子们面前，俯身向他们问好。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队奏中斯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席大大在拉贾帕克萨陪同下检阅三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中斯两国国歌再次奏响。两国元首相互介绍陪同人员。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拉贾帕克萨热烈欢迎席大大对斯里兰卡进行国事访问，他表示，时隔28年，中国国家主席再次访问斯里兰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斯里兰卡人民期待已久。相信席大大主席这次访问必将深化两国合作，为斯中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席大大指出，我们抵达斯里兰卡后，受到斯里兰卡政府和人民盛情欢迎。从机场到下榻宾馆沿途，斯里兰卡民众载歌载舞夹道欢迎我们。刚才，拉贾帕克萨总统为我举行了隆重欢迎仪式，令我们深受感动。 席大大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与周边国家以心相交、以诚取信，睦邻友好、共同发展。中斯两国是相互信任、相互依靠的朋友和伙伴。两国关系经受住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是大小国家友好相处、互利合作的典范。我们坚定支持斯里兰卡维护独立、主权、领土完整，支持斯里兰卡人民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席大大强调，当前，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斯里兰卡提出了国家振兴发展的“马欣达愿景”，双方奋斗目标相互契合。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抓住机遇，规划合作，推动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实走深，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双方要保持高层互访，为两国关系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以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契机，同斯方加强在港口建设运营、临港工业园开发建设、海洋经济、海上安全等领域合作，探讨并确定先行先试项目，实现早期收获。希望双方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谈判，争取早日建成中斯自由贸易区。中方鼓励更多中国企业积极参与斯里兰卡工业园、经济特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欢迎斯方作为创始成员国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双方要拓展旅游、文化、教育、宗教等领域交流合作，支持在斯里兰卡开展汉语教学。中方愿同斯方继续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调，共同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 拉贾帕克萨表示，斯中友好源远流长，两国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斯方感谢中方长期给予的宝贵支持，中国的援助使斯里兰卡人民实实在在受益。斯方高度赞赏中方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睦邻友好方针，愿意在此基础上同中方不断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继续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席大大主席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与斯方打造印度洋海上航运中心的设想不谋而合，斯方愿意同中方共同建设和经营好汉班托塔港和科伦坡港口城等重点合作项目，加速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加强经贸、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卫生医疗等领域合作。斯方愿意积极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双方要扩大人文交流，弘扬传统友谊。斯方希望中方在斯里兰卡开设孔子学院，帮助斯方提高高校科研和人才培养水平。 会谈后，在两国元首见证下，双方签署《中斯关于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以及经贸、基础设施建设、海洋科研、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协议。 席大大和拉贾帕克萨共同为斯里兰卡中国文化中心和2014年科伦坡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揭牌。席大大向拉贾帕克萨赠送中国文化典籍，拉贾帕克萨向席大大赠送郑和碑拓片和斯中关系画册。 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中斯重要合作项目——普特拉姆燃煤电站视频连线启用仪式。席大大在仪式上强调，中斯两国是患难与共的好兄弟、共谋发展的好伙伴、相互支持的好朋友。中方祝愿斯里兰卡更快、更好发展，愿意同斯方共同努力，使两国互利合作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 拉贾帕克萨表示，普特拉姆燃煤电站项目使斯里兰卡千家万户受益，为斯里兰卡国家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我宣布，从今天起，下调全国电价和油价。事实证明，中国为斯里兰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斯里兰卡人民真诚的朋友和亲密的伙伴。

关于中国在南沙岛礁开展的建设问题，杨宇军说，中国每天有很多地区都在开展各种各样的工程建设，盖房、修路、建桥、平整土地等等，不一而足。如果从主权的角度来说，中国在南沙开展的岛礁工程建设和全国各地的建设没有任何区别。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重大行政案件或跨区域案件放在某一方当事人所在地法院审理，法院有可能受到各种关系影响，不利于公正判决。

钢铁业：去产能关键在执行

湖南：农业综合开发投资7成用于土地治理

滚球购买下载网址一、值此奥朗德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重申双方坚信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需要所有国家本着共同利益、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一起努力。 二、席大大主席和奥朗德总统忆及关于达成一项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议定书、其他法律文书或具有法律效力的议定成果的德班授权，坚定决心携手并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一道努力，达成一项富有雄心、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巴黎协议，以公平为基础并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考虑到不同国情，同时考虑2℃以内全球温度目标。 三、中法双方强调巴黎协议必须发出全世界向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和可持续发展转型的明确信号。 四、鉴此，双方强调，以符合强劲经济增长和公平社会发展及2℃以内全球温度目标的节奏在本世纪内实现将全球经济转到低碳道路至关重要。双方也认识到，在考虑到不同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社会选择的情况下，逐步转向清洁能源系统至关重要。双方还强调了制定2050年国家低碳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五、双方强调发达国家需要继续通过承担有力度的全经济范围绝对量化减排目标来发挥领导力，同时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持续加强多样化减缓行动的重要性，包括视国情逐步转向全经济范围可量化减限排目标，通过恰当的激励和支持来实现相关目标。 六、中法双方强调有必要通过巴黎协议表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在政治上同等重要。双方强调巴黎协议需为有效加强适应能力作出贡献。双方强调制定和实施国家适应计划、将应对气候变化考虑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活动、采取多样化适应行动和项目的重要性。双方强调加强发展中国家适应计划和行动国际支持的重要性，同时考虑到那些特别脆弱国家的需要。 七、中法双方重申，确定一个清晰、可信的发达国家实现到2020年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目标的路径至关重要。该资金来自各种不同来源，其中既有公共来源也有私营部门来源，既有双边来源也有多边来源，包括替代性资金来源，旨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具有透明度的减缓和适应行动并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双方欢迎发达国家和多边金融机构在最近利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议上作出的新承诺，在该会议上经合组织和气候政策倡议提出了报告。双方呼吁尚未这样做的发达国家增加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支持。 八、双方强调发达国家在2020年后继续为发展中国家有力度的减缓和适应行动提供强化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至关重要，特别是在适应方面向面对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特别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其他愿意这样做的国家提供补充性支持应得到鼓励和认可。 九、中法双方强调，技术创新在应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增长和发展、能源获取和能源安全等相互关联的挑战中具有关键作用。双方支持进一步加强现有技术机制，以合作开展技术开发和转让，包括通过联合研发、示范和其他活动。 十、中法双方强调巴黎协议中需要包含有强化的透明度体系，以建立相互间的信任和信心，并包括对行动和支持进行报告和审评以促进成果的有效实施。该体系应为依能力而需要灵活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灵活性。 十一、双方同意巴黎协议应规定缔约方制定、通报、实施并定期更新国家自主决定贡献。双方支持每五年以全面的方式盘点实现经议定长期目标的总体进展。盘点的结果将为缔约方以国家自主决定的方式定期加强行动提供信息。 十二、中法双方强调有必要在巴黎通过一个关于2020年前加速落实减缓、适应和支持的工作计划，并在2017年或2018年开展一个促进性的对话以盘点已有进展并探索进一步加强2020年前行动和支持的可能性。 十三、中法双方忆及通过2007年发表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所建立起的双边应对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并同意进一步加强双方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双方将重点加强在低碳基础设施、碳捕集利用和封存、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低碳交通、低碳城镇化、循环经济、适应及碳市场等方面的交流。中法双方强调不同形式的碳定价的重要性，并认为中国发展全国碳市场是这方面的重要里程碑和强有力激励信号。 十五、中法双方认识到绿色金融和低碳投资的重要性，将努力鼓励资金流向资源节约和低碳的项目。双方也认识到在绿色金融和低碳投资领域加强合作的必要性。双方强调国家和多边开发银行在这方面特别是撬动公共和私营投资上发挥的重要作用。 十六、中法双方强调城市、地区、省区及工商界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关键作用，鼓励非国家行为体在促进向低碳、气候适应型和可持续社会长期转型中采取行动。 十七、在2010年建立的双边磋商机制基础上，双方同意启动中法绿色低碳经济工作组，以加强双方在气候和能源相关问题上的双边对话与务实合作。 十八、中法双方认识到动员气候资金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气候适应型发展的重要性，特别是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法国重申所承诺的到2020年将每年现有30亿欧元资金支持提高到50亿欧元以上。中国重申所宣布的拿出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十九、双方承诺到2020年显著增加各自在低碳能源技术研发和示范方面的公共投资，同意进一步探索在双方感兴趣的领域联合开发合作项目的机会。 二十、中法双方将建设性地合作努力并与公约所有缔约方一道，支持发展中国家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并进行气候适应力建设，包括开展三方合作。双方将探索在第三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开展可再生能源、能效及防灾减灾方面的合作。双方赞赏并支持非洲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及提高气候适应力的努力，包括实施非洲可再生能源倡议及气候风险和早期预警系统倡议。 二十一、中法双方还将加强在其他多边场合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的对话与合作。双方认识到二十国集团在为成功达成巴黎成果及其有效实施动员所需政治支持方面的作用，并在推动绿色金融、能效、碳市场机制和逐步取消低效化石能源补贴方面发挥作用。

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３日电 记者３日获悉，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近日为《席大大谈治国理政》一书撰写书评，称这本书使他受益匪浅。 《席大大谈治国理政》一书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今年９月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多语种出版发行。 施密特在书评中说：“我于１９７５年首次访华，此后中国的内政外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在几十年中多次拜访中国，对中国及其５０００年悠久文明愈发仰慕。而席大大的这本书也使我受益匪浅。” “２０１２年５月，我与习先生相识于北京。半年后的２０１２年１１月，习先生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施密特说，“观察他任职后的两年，我更深刻地认识到，过去４０年，中国高层政治家的利益关切和视角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又坚持了中国在内政外交上的传统。” 谈到中华文明，施密特说，“中华文明５０００年来绵延不绝，而且至今充满活力”，“就在１５世纪，中国的文明发展无论在造船、印刷还是军事技术都仍旧领先世界”。 施密特也谈到了１９世纪以来，中国遭受侵略、积贫积弱的历史。 “１９世纪，欧洲列强虽然没有完全霸占中国，但已经建立了所谓的租界，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这个过程中一马当先，德国也参与其中。”施密特说，“日本在２０世纪对中国进行的大规模侵略使中国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孙中山等人多年不懈努力以摆脱外国强权，中国人民最终于１９４９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胜利，中国得以重建。”施密特说。 谈到邓小平同志带领中国人民开启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施密特说：“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对外开放，融入了全球经济。也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人走上了不断富裕的道路。” 施密特说：“以席大大为核心的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坚信这种发展模式，也同时需要处理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繁杂、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到２０２０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的长期发展打下坚实的体制基础。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共同发展并同时带动投资和消费；金融业也须进行改革。席大大尤其重视由腐败、环境污染、非法占有土地、劳资纠纷和食品安全缺失引发的问题。”施密特说。 “今天到访中国的人会发现，中国在同时推进多项工作。”施密特说，“今日中国公民的发展空间、自由和各项权利都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扩展。” 谈到中国文化，施密特认为，“毫无疑问，中国实现了传统与现代化的和谐共存”，“中国５０００年的文化中，实难发现帝国主义式思维的蛛丝马迹，中国一直信仰和为贵”。 施密特认为，《席大大谈治国理政》一书告诉外国读者，中国的领导层遵循什么样的哲学，中国的发展方向依据何种战略方针。如此，世界可以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国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 “席大大主席希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必须为此找到自己的道路重新成为世界强国。”施密特说，“这样的书籍有助于外国读者客观、历史、多角度地观察中国，从而更好地了解中国，更全面地认识中国。” 书评最后说：“西方国家常常按捺不住冲动，在中国和中国领导人面前扮演教师爷的角色，这种好为人师往往源自傲慢因而碰壁。西方国家或许应该识相地放下身段，让公平竞争发挥作用。”

【声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韩晓武：安徽大学经济法制研究中心发布的《我国女性就业歧视问题调研报告》指出，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女生比例已达44%，但就业的机会却远远低于男生，96%的应届女毕业生和75.5%的女性求职者认为存在女性就业歧视问题，其中有61%的应届女毕业生和29.14%的一般女性求职者曾亲身经历就业歧视，而且表现形式日渐隐蔽，不易被人察觉。造成性别歧视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怀孕、生育和哺乳。有些单位的人事部门反映，生一个孩子，单位还能接受，如果生两个孩子，对工作影响就大了，用人单位就不愿意再用你。认真研究和解决女性就业平等问题，才能消除女性生育的后顾之忧。

据介绍，去年12月31日启用的4条自助查验通道（出境、入境各2条）今年也首次投入到厦金航线春运，民众只要手持证件刷一下，再检验指纹，自动人像比对，几秒钟内就能顺利通关，大大提高了通关效率。

试点后，除名称前可加冠“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字样外，专业园可享受东湖高新的财政、统计、税收、科技和产业、人才、金融等九大政策。具体包括：各专业园的税收市级留成部分全额返还；各区设立人才、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股权激励试点政策、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试点政策；专业园人才优先入选“黄鹤英才计划”；“资本特区”政策等。

新华社台北６月１３日电（记者 刘刚 陈君）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将于６月下旬应邀访问台湾，岛内各界高度关注，在充分肯定此访重要意义的同时，对张志军访台期间与基层的互动寄予期望。

８月３１日８时至９月２日１８时，渝东北、渝东南和渝西部分地区普降大到暴雨，重灾区云阳、奉节、巫溪等县４９个乡镇降雨量超过２５０毫米，达数十年一遇标准。截至４日１８时，全市２０个区县、６２６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２１２．２万人。因灾死亡４２人，失踪１９人，紧急转移安置９２４８８人。农作物受灾面积６１７４９公顷，绝收面积９３５７公顷，倒塌房屋１０４１４间，严重损害２２８７９间，直接经济损失初估２８亿多元。灾情发生后，重庆市委、市政府紧急调派水利、交通、国土、教育等３２个工作组和应急救援队赶赴灾区，投入军地抢险人员２．７万人次。

新华社日内瓦9月30日电（记者凌馨 聂晓阳）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30日发布《2015-201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名列第28位，与去年持平，仍是全球主要新兴市场中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

征求意见稿明确，公民未满十八周岁，其法定监护人可以在出现两种情况下申请变更其民族成份一次：一是公民未满十八周岁，其父母婚姻关系发生变化其民族成份与有抚养权的一方不同的；二是公民未满十八周岁，其民族成份与养父（母）或继父（母）民族成份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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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逸阳身为中央候补委员，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且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特别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潘逸阳开除党籍处分；由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给予其行政开除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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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小生说，中东地区目前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形势，国际社会都在努力寻求解决办法，但中国对中东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

张素久的父亲张治中将军曾参与“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她认为只有中国强大，才会有和平，软弱只能挨打。这次大阅兵是为了保卫和平，展示国威、军威，让全世界了解中华民族的力量。

放眼当下，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充当全球经济“稳定剂”角色的中国备受关注。中国如何参与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中国经济如何迈过结构调整之槛？财税体制改革如何深化？如何更好融入全球经济发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上，有关中国经济转型的一系列话题引发与会的海内外人士热议——

核心观点：中国经济网专栏作者王振峰认为，逐步扩大降税商品范围，就可以让中国消费者以更合理的价格买到心目中“奢侈品”。增设和恢复口岸进境免税店、合理扩大免税品种、增加一定数量的免税购物额等政策，将方便国内消费者在境内购买国外产品。而且，完善消费品进出口相关政策还会倒逼企业改造升级。

近年来，贵州省积极探索扶贫开发新机制，大力实施精准扶贫，加快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扶贫开发和生态保护，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减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5月6日至9日，汪洋先后到毕节市威宁、赫章、大方、七星关、织金等区县，走进贫困村寨、农户，深入产业扶贫种植基地、扶贫移民安置点，了解群众生产生活状况，实地考察扶贫政策落实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与贫困地区干部一道研究谋划扶贫工作新举措。

这次演习是根据中马两军高层共识年度交往计划确定的，演习课题是“联合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包括联合护航、联合搜救、联合解救被劫持船只、实际使用武器、人道主义救援与救灾行动等课目。

滚球购买下载网址教育部日前召开党组会，传达学习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席大大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教育系统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新疆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进新疆教育事业快速发展。要以民族团结教育、双语教育和职业教育为突破口，在促进就业、调整结构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教育经费给予重点倾斜，切实抓好打基础利长远工作。

“今后事情成败的一个重要关键在于人才，而要解决人才问题，就必须使教育事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发展。”《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门见山地指出，对于今天很多人来说，这个论断既熟悉又陌生。 因为这个《决定》是1985年5月27日发布的，它梳理了当时中国教育的诸多问题，提出“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由此开启了新时期中国面向现代化的教育改革，其后曲折，一言难尽。 整整30年过去了，多数的分析和判断认为，中国教育规模突飞猛进，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大众化；但是另一方面，许多教育界人士也承认，中国的各种教育问题重重，社会批评不断，需要改进和突破之处众多。这种矛盾现象，被人们称为“中国教育之谜”，看起来似乎令人费解。 “《决定》至今仍然非常富有现实针对性。”长期研究教育问题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决定》对今天的教育改革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在杨东平看来，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一些具体的教育改革，事实上或多或少偏离了《决定》的方向，直到近年来才重新回到了教育体制改革的主题。 结合新的历史时期，总结国内外教育改革的得失，杨东平认为，“教育领域也要‘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核心就是要简政放权，改变高度集权、政府包揽过多的教育体制。” 《财经》：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得到了教育界的高度评价，30年过去了，至今仍然不断有人提起这个《决定》。作为一个教育家，你怎么评价这个《决定》？ 杨东平：《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30年来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当代教育改革的起点。 《决定》系统地梳理了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是“教育工作方面的‘左’的思想影响还没有完全克服”，二是“教育工作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 今天看来，这两个判断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因为“文革”结束之后，教育界“左”的思想影响还很严重。邓小平1983年提出教育现代化的纲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不过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教育界还是相当保守的。尽管当时武汉大学、上海交大、华中科技大学等少数几个高校做了一些改革，但是就总体而言，教育还没有清除“左”的思想影响，缺乏改革进取的精神，跟不上经济社会的发展。 《财经》：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前半年时间里，中共中央还先后发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都强调体制问题。 杨东平：强调体制改革，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三个《决定》形成了一种互相支持、互相配合的改革氛围，也都反映了那个时代锐意改革的精神。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1985年提出来的这些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有些方面还倒退了。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教育领域很少触及体制改革，提的往往是教学改革、培养模式改革、课程改革等微观层面的改革。 杨东平：从1985年开始，教育体制改革推进了几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89年以后停滞下来。进入90年代，教育改革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 一个是“左”的思想影响开始回潮，夸大教育的政治功能，把教育视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决定》提出逐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到本世纪末达到与国家经济实力相当的水平。但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从1990年一直到1998年扩招之前，有关部门制定“稳定规模，提高质量”的方针，限制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致使高等教育发展严重滞后。 为什么会有1998年的高校扩招？一个被人们忽视的历史背景就是，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被人为地压抑了，远远不适合经济社会的需要。如果那些年能够稳步扩大高校招生规模，就有可能避免1998年之后“大跃进”式的扩招造成的一系列问题。 《财经》：许多人认为，高校扩招是中国为了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而采取的应对之策。 杨东平：亚洲金融危机是原因之一。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泰国、越南等比中国落后的亚洲国家，所以社会各界要求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声音很强大，大学到了必须扩招的时候。 上世纪90年代教育改革的另一个方向性变化，就是教育市场化、产业化。1992年6月，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把教育列入第三产业。在市场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教育市场化、产业化成为主旋律。 杨东平：确实匪夷所思，但确实发生了，而且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后果。 1993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2000年在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由于政府教育经费不足，于是提倡社会各界共同办学。中国是“穷国办大教育”，多渠道办学本身并不是坏事，但前提是政府必须履职，不能推卸责任。问题是各级政府不愿意为教育多花钱，把教育的责任过多地转移给老百姓，所谓“人民教育人民办”，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基础教育领域的“普九”、高等教育领域的大学扩招，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在教育产业化的背景下，出现了两个畸形的产品：一个是中小学的“转制学校”，就是把一批优秀的公办学校转成民办校，实行高收费，极大地改变了义务教育的性质；另一个是高校出现了“二级学院”（现在叫独立学院），其实和“转制学校”一样，也是一种假民办，通过向学生收取高额学费为母校输血。教育产业化的两个“成果”至今还没有完全消化。 《财经》：新世纪以来，教育成为公众反映最强烈的社会问题，因为教育领域几乎变成了腐败重地，充满铜臭味。在时间上，这是与所谓的“教育产业化”同时发生的。 杨东平：腐败只是症状之一，教育产业化对教育品质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导致教育成为矛盾突出的社会问题。 因此，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发展阶段：一方面教育规模突飞猛进，基本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也在很短时间里实现了大众化；另一方面，教育公平问题凸显，民怨沸腾，教育甚至被列为21世纪初的“新三座大山”之首。 《财经》：有教育官员说，老百姓那么多意见，主要原因是媒体炒作；另外一种解释是，随着基本教育需求的满足，人们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提高了。 杨东平：我不同意这些说法。教育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指责批评者就是否认问题、回避问题。至于将问题归因为供求关系，其实是似是而非的。最典型的就是北京“小升初”乱象。2011年我们调查研究北京“小升初”问题时发现，一方面入学人数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优质教育资源大幅度增加，怎么会供求关系越来越紧张，“小升初”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关键就是规则和秩序出了问题，允许以分择校、以权择校、以钱择校，义务教育的基本秩序和基本准则被破坏了。 我们原来以为北京“小升初”作为一个老大难问题，很难解决。可是经过努力，北京市在去年一举扭转了“小升初”乱象。可见“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关键是主政者要有正确的价值观，要有行动力、领导力，敢担当。多年来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或者绕着走，甚至形成利益集团从中寻租，当然就不可能解决问题。 《财经》：是否可以总结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产生的诸多教育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偏离了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杨东平：不是一般的偏离，而是走向了一种经济主义的发展模式，学术化的说法是“单纯财政视角的教育改革”，就是说政府因为缺钱或不愿为教育花钱，让学校去经营创收。整个教育系统围绕着创收、营利、转制、收费等等，不亦乐乎，甚至出现了北大破墙开店的奇闻。哪个国家的教育能够以经营创收为主呢？ 不过，2003年中国政府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教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种理念是对经济主义路线的一种反拨，它更为强调教育公平的价值，强调人的价值。在具体政策上，采取了取消转制学校政策、清理整顿二级学院、增加政府教育责任、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等一系列措施，教育的正常秩序开始逐步恢复，教育公平逐渐成为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 由此，政府对教育功能的认识和理解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人民教育人民办”转变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文革”前的教育是以政治为中心，90年代则是以经济为中心，从政治中心和经济主义路线回归到以人为本，这当然是一种社会进步。 《财经》：确实，从2003年以来，中央文件中对于教育的解释完全不一样了。和过去空洞地讲教育的重要性不同，现在强调教育是民生事业，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 杨东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不再把教育和文化放在一起讨论，而是把教育放在民生事业的部分，和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相提并论。不再过分强调教育的国家主义价值，而是强调教育关系每一个儿童、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性质，重视公众的满意度。这是一种返璞归真，教育回到了它的原点。当然，这只是在理论上，还没有变成普遍的社会现实。 近些年来，整个中国教育的内外环境、供求关系发生了一个转折性的变化。多年来困扰中国教育的极端短缺、极端贫困的阶段基本过去了。所以，我们比过去更有条件去追求理想的教育。 《财经》：但是很多人并没有感觉或意识到这些变化，十几年来社会舆论对于教育的批评也并没有减弱的迹象。 杨东平：毋庸讳言，中国教育的问题还很多。在我看来，最突出的是三大问题：第一个是教育公平问题，主要体现为教育资源不均衡，尤其是城乡差距；第二个是应试教育问题，就是教育品质的问题；第三个是教育行政化，在高等教育领域表现最为严重，致使大学难以培养出具有创造性的杰出人才。 对于教育公平问题，这些年来国家的资源配置越来越多地向农村地区、薄弱地区和弱势人群倾斜，逐渐改善教育资源不均衡的局面。改变应试教育、改善教育品质，是更为困难的。在国家层面也有一些做法，比如新课程改革、高考制度改革等等，只不过还没有变成普遍的现实，老百姓不太感觉得到。再加上教育腐败等问题，导致社会怨言很大。 教育去行政化的问题也是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涉及的问题更复杂，操作起来也很困难，迄今还没有真正破题。 《财经》：在纪念《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30周年的今天，如何认识《决定》对当前教育改革的意义？ 杨东平：最主要的，就是要推进以制度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把教育体制作为改革的核心。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郑重提出“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明确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等内容。这对教育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总结起来，教育领域要“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核心就是要简政放权，改变高度集权、政府包揽过多的教育体制。所以，在我看来，这意味着中国教育重新回到了体制改革的主题。 《财经》：具体来说，教育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教育的简政放权有哪些内容？ 杨东平：简政放权的目的，一个是通过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使公办学校恢复活力；一个是放开民间教育，使体制外的社会力量能够成长。 改变公办学校办学体制的关键，是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落实教育家办学。可以学习借鉴国外办学体制改革的经验。西方国家的公办学校，办学条件、经费保障都很好，但是学校平庸、缺乏活力。例如，美国公办高中的毕业率只有40％左右，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所以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在推进学校改革，美国是实行“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英国叫作“自由学校”，香港叫“直资学校”，即不改变公办学校的性质，政府全额拨款，通过契约管理的方式，将公办学校委托给有理想、有理念的教育家或教育集团承办，同时赋予承办者充分的自主权，从而把学校办成有特色、有品质的学校，政府会评价、验收办学质量。 中国上世纪90年代发展民办教育的模式，实际上是请企业家办学，教育家只能给企业家打工。西方国家的新模式相反，政府出钱，教育家办学。英、美等国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是值得学习借鉴的。 《财经》：很多地方政府不理解，上世纪90年代发展民办教育是因为政府财力不足，现在教育基本普及了，政府财力也很充裕，为什么要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呢？ 杨东平：确实，现在许多地方的教育硬件已经很好了，可政府只能提供单一的、倾向于应试的教育，不能提供丰富性、多样性的教育，不能满足家长选择性需求和真正的高品质教育的需求。 公办学校是政府出钱、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因此只能做正确的事而难以做创新的事，因为改革创新总是有风险的，国外也是如此。因此，创新往往发生在体制外的社会组织、民间教育机构，如同经济领域的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功能那样。只要给民间放权，给它生长的空间，教育领域就会出现各种教育创新。事实上，现在基础教育领域已经出现了很多非常新锐的教育改革和创新。 公办学校搞升学率竞争的老路很难扭转，可是体制外的教育机构有动力、也有能力去改革创新。所以今天重提简政放权，就要认识到发展民办教育的意义。民间办学不但可以提供丰富性、多样性的教育，而且可以推动公办教育的改革创新。 杨东平：教育改革，教育部首先要改革，因为简政放权的主体是教育部。有些人说，教育部能放的权力都放掉了，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没有放的了。其实不然。譬如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教育部直属大学该不该放？ 设立部属大学，就是教育部直接办学，是明显的管办评不分，不但造成大学的不平等竞争，而且强化了大学的行政化，弊端越来越明显。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教育部是直接办学，都是实行管、办、评分离。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的精神，教育行政机构不应该直接办学，教育部就应该下放直属大学。 如果教育部不直接管大学，教育部的机构设置就可以大幅度减少，因为现在教育部的许多司局都是围绕着直属大学设立的。 杨东平：对，因为基础教育是国家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遗憾的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的教育部一直存在重视高等教育而忽视基础教育的问题。 1986年，胡耀邦总书记在整党的时候，对教育部的整改意见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批示，他说，教育部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部，而不是你那几所直属院校的教育部。非常尖锐，一针见血。这个问题今天比那个时候更严重了，教育部的重心还是在高等教育上，把过多的精力用于75所直属大学。 所以，教育领域的简政放权大有可为，现在某种意义上还没有破题，不仅仅是取消部分审批权的问题。（记者 马国川）

简政放权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它旨在优化经济运行环境，继而培育新的经济形态。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现代经济，尤其需要减少束缚和干涉。这个话题长期存在，我们要更加注重其长期和根本性的解决思路，政府“自我革命”只是其中一部分，还应有来自市场的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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